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，要保护好生态环境，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。贵州近年来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，切实把优良生态环境巩固好、优势发挥好，不断探索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以发展“含绿量”提升增长“含金量”，加快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，在绿水青山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，诸多实践经验值得总结、提炼。
生态资源的价值重构
贵州的生态优势源于其独特的自然条件：喀斯特地貌占全省面积的73%，森林覆盖率超过61.51%，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六，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列全国前列。然而，传统的资源开发模式曾让贵州陷入“生态脆弱—贫困加剧”的恶性循环。2016年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后，贵州开始系统性重构生态资源价值体系——
生态资产核算与确权。通过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（GEP）核算体系，量化森林固碳、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。如，赤水河流域通过GEP核算发现其生态价值高达每年180亿元，为生态补偿和产业开发提供科学依据。
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。设立全国首个省级生态产品交易中心，推动碳汇、水权等权益交易。2022年，贵州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96.43%，通过技术创新将工业废渣转化为建材产品，年产值超50亿元。
生态产业化实践。毕节市利用高海拔冷凉气候发展特色蔬菜产业，亩均收益达传统农业的5倍；威宁县依托丰富光照资源建设光伏电站，年发电5300万千瓦时，带动土地租金与就业增收。
创新驱动的转化路径
贵州的生态价值转化并非简单的资源变现，而是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设计构建可持续的转化机制。
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。一是数字经济与生态优势耦合。凭借凉爽气候与低电价优势，贵州吸引华为、苹果等企业建设数据中心，服务器规模超400万台，年产值突破1500亿元。二是传统产业绿色改造。磷化工龙头企业通过30亿元技术投入，攻克磷石膏综合利用难题，开发防火材料、矿山填充剂等产品，实现“废渣—资源—资本”的循环增值。三是新能源技术突破。六盘水氢能产业基地、乌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可再生能源基地的建设，推动贵州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54%，年减排二氧化碳超3000万吨。
制度创新构建保障体系。一是生态考核机制改革。取消重点生态功能区（市、县）GDP考核，将GEP增长纳入政绩评价，倒逼地方政府从“拼经济”转向“保生态”。二是跨区域协同机制。建立赤水河云贵川三省横向生态补偿，下游地区按水质支付上游保护费用，实现流域整体增值。三是绿色金融创新。贵安新区绿色金融试验区推出“生态贷”“碳汇质押”等产品，2022年绿色贷款余额突破5000亿元，支持生态项目全周期融资。
区域发展范式的多维创新
山区经济模式突破。贵州以“垂直经济”破解地理约束：海拔800米以下发展精品水果，800-1500米布局茶叶与中药材，1500米以上培育高山蔬菜与生态旅游。如，梵净山周边通过“生态+文旅”模式，带动乡村旅游年收入超80亿元。
流域协同发展实践。乌江流域实施“生态修复+产业置换”策略：关闭沿岸污染企业1200余家，转而发展生态渔业与康养产业，水质优良率从2015年的83%升至100%，渔业产值反增3倍。
城乡融合增值路径。贵阳“公园城市”建设将生态用地占比提至70%，带动地价增值300%，生态空间成为吸引人才与资本的核心竞争力。2023年，贵阳高新区因生态环境优势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00余家。
经验启示与未来挑战
贵州实践表明，生态优势转化需构建“四位一体”体系：价值认知体系，通过GEP核算破除“生态无价”观念；技术支撑体系，以数字技术实现生态资产动态监测；制度保障体系，完善生态补偿与绿色金融政策；市场运作体系：培育碳交易、生态产品认证等市场。
然而，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挑战犹存——石漠化面积仍占国土面积的7%，生态修复成本高昂；绿色产业规模效应不足，2022年绿色经济占比仅42%。未来应深化三方面工作：科技赋能生态修复，研发喀斯特地貌植被快速恢复技术；产业链纵深拓展，推动生态旅游向康养、研学等高端业态升级；国际标准接轨，建立与国际互认的碳汇计量认证体系，参与全球生态产品交易。
总之，贵州的蜕变证明，生态优势不仅是自然馈赠，更是可培育、可转化的战略资本。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与技术革命，全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，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三大启示：生态价值可量化、绿色发展可盈利、人与自然可共生。在碳中和目标引领下，贵州更加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必将书写更精彩的“两山”理论新篇章。
王凡 作者系中共白云区委党校正高级教师